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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战争回忆录-《流言碎影》
发布者:admin 发布时间:2018-7-12 12:32:02 阅读:747次 【字体:

我的战争回忆录
一九八九年九月三日

    我对战争的第一次清晰记忆,是在夜里被鼓声惊醒。空气中飘来一阵烟味,父母正在盥洗室里焚烧着文件。母亲走近我的床前,对我说:“日本人来了。”
    我听到的鼓声其实是炮声。那是1941年12月8日,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转移到了上海。那一年我才5岁。
    那时候我们住在租界爱多亚路的一所公寓里。父母都是记者,父亲是英文《大陆报》年轻的执行总编。父亲的报纸是反日的,因此他被列入日本公敌的黑名单。现在连租界也庇护不了他,是时候再觅他处了。
    保镖到了,我们收拾好行装,离开公寓,迁到了位于涌泉路(今南京西路)上的国际饭店。我们的房间位于高层,平素不会有什么人来探访。接下来的那几天,父母亲经常在房间踱着步子,抽两根闷烟,和几个关系密切的朋友低声地交谈着,只有到了用餐时间才冒险到饭店的餐厅去。我站在窗前往雨中投掷着纸飞机,看它们盘旋着消失在下面拥挤的人行道上。
    《大陆报》被查封了。有一天,外面的风头没有那么紧,父亲去了报社(这是他许多年之后才告诉我的)。谁料,不一会儿,一小队武装的日本士兵也来到了报社。让父亲惊讶的是,领队的中尉Ichero Iwatate竟是他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同班同学。
    Ichero Iwatate从枪套中抽出了手枪,粗暴地命令父亲进入办公室,并指示他的士兵在外面待命。一进到房间,Iwatate反手关上门,将手枪收起来,微笑着说:“嘉棠,一切还好吗?有什么可以让我帮忙的?”
    “我现在得给同事们发工资,伙计。”父亲回答说。
    Iwatate等父亲从保险柜里拿出钱,然后他再次拿出他的手枪,和父亲返回到编辑部。
    几年后战争结束了,父亲在上海找到了Iwatate,那时他身患肺结核,奄奄一息。父亲从未忘记这个密苏里同窗的慷慨仁慈,作为报恩,父亲帮助他回到了日本。
    我们搬到祖父的家,在法租界海格路(今华山路)上的一幢灰泥外墙大房子里。11口人,包括三个姑姑、一个叔父,还有睡在阁楼上的三个佣人。祖父本来在郊区拥有一座水泥厂,但这再也不能成为收入来源,因为水泥厂也被日本人占领了。祖父每天的时光就是花在拆卸和组装收音机上。
    母亲打包了她和我的行李,包括她从美国带过来的西蒙牌床垫,将这些东西送到规定的集中营。每个人都那么严肃阴郁,但我才5岁,心里还在渴望着前方有什么令人兴奋的事。
    就在我们临走前一天,一个新的法令规定说:有中国配偶的敌国外侨不用进入集中营。我们的行李却已一去不复返,从此再也没有见过。母亲和我被赦免了,家人为之欢欣流泪,我还记得当时自己因为错过了一次大冒险而深感失望。
    战争开始没几天,有人带我们去看一个集中营。那些幸存者还没有被释放,在愤怒地推扯着铁丝网。其中一个妇女以为我们是日本人,还向我们吐口水。
    就这样,我们在海格路的祖父家里耗着,等待局势好转。士兵们会定期敲开我们的家门,询问房子是不是我母亲所拥有的,如果是的话就要没收上交给天皇。那些时刻大家总是心惊胆战。父亲经常跑到战时的首都重庆去,做一些我们不清楚,但猜测是跟抗战有关的工作。祖父收听BBC电台有关战争的新闻,但短波收音机是禁止使用的,他每次听完之后就要把收音机拆卸成零件,然后藏起来。
    我在中式学堂念书,直到炮火过于密集才退学在家,跟一位先生学习。夏天的时候我就逗蟋蟀,但是我厌恶我的钢琴老师,他总是在姑姑以及她们男朋友的注视下,敲打我的指节,并洋洋得意。但无论如何,我们算是幸运的。我们可以省着吃米饭和大豆、番薯混在一起的食物,而在外面的大街上,可以看到乞丐在冬天里被冻死。
    母亲变卖了她的订婚戒指和其他珠宝,为家里添置煤炭,并正式登记注册为敌国外侨。这意味着她需要戴一条黑色的臂章,同时不得走出我们弄堂的范围。
    她在堪萨斯城备受呵护,先就读于林登伍德(Lindenwood)学院,然后在一个长老会女子学院上学,最后在密苏里大学接受教育。在那里她遇到并嫁给了一个中国学生——我的父亲。他们的婚姻使她父母震惊。现在,她远在他乡,离家长达7000英里。有一天国际红十字会捎讯来说她的母亲已经辞世,她伤心欲绝,后悔不能对她母亲说自己有多么的爱她。
    早先,母亲决定,既然美国已被卷入战争,作为一名美国人,她理所当然处在战时,因此她冒着极大的危险,与空降的美国飞行员碰面,鼓励他们,并和他们谈论有关美国的事情。她开着一辆有收音设备的卡车四处做着秘密广播,宣扬抗日,呼吁抗战必胜。她说,这是她的责任。
    战争的后几年,美国空军对上海的轰炸开始变得频繁。因为怕被高射炮的炮弹碎片伤到,我被禁止外出。但只要一有机会,我就钻空子溜到后院的棚门上,看战斗机在空中盘旋,小不点的炸弹从投弹机上次第落下,随即远处便腾起硝烟。有一次,肯定是银行遭到轰炸了,因为像乌云一样的纸币飞越过我们家的房子,但那些纸币,现在只是一些废纸了。
    外面谣言四起。有人说美国军队就要在上海附近着陆,下一次袭击就要夷平整个城市,一种炸弹已经发明出来,可以毁灭任何东西。那人叫我不要透露风声,但只要一见到别人(通常是弄堂里的工人),我就会口无遮拦地说出去。
    就在战争即将结束的一个下午,父母亲带着我去公园。当我们到那儿时,美国的飞机正开始轰炸防护栅栏外一条溪流上的铁道桥梁。飞机贴着树低空飞行,机枪在我们头上扫射,发出令人恐惧的噪音。
    人们四处奔跑,寻找遮蔽之处。我拉着母亲的手一起跑,有些人摔倒在地。最终我们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涵洞,我们蜷缩成一团,无法挤进去,因为人们已经挤满了里面的空间。不知为什么,父亲看起来很生气。
    后来,母亲问我为什么没有拉住父亲的手。“你伤了你父亲的心了。”她说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婚姻已经破碎了。现在想来,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一家人一起外出。那也是我对战争的最后一次清晰的记忆。
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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