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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社会政治史•增订新版自序
发布者:admin 发布时间:2018-5-22 18:51:39 阅读:1724次 【字体:

增订新版自序

本书起草于抗战前二年,即1935年。第四册完成于1965年,合计共三十年。中间有八年,将时间花在政治学的著作及修改,实际本书之写作共花二十二年。

最初一、二两册,即由先秦至南北朝,抗战时,曾摘要编为讲义,发给“中央政治学校”大学部行政系学生。由1944年至1946年又着手写作唐代。

抗战胜利,我赴中山大学,主持法学院院务。在两年(1946年至1948年)之间,一方编述五代部分,同时着手搜集宋代资料;1948年我来台湾,主持法学院院务,开始写作宋代部分。宋史写成之后,陆续搜集资料,着手写元明二代。明代写完之后,我不敢遽尔出版,又将第一册及第二册加以修改又修改。友人林纪东先生谆谆劝我付印,意谓万一失掉,未免可惜。于是就于1962年之冬,先出版第一册及第二册。

第一册除1944年在重庆出版不计外,196211月初版,1966年再版,1969年三版,1972年四版。第二册于196212月初版,1966年再版,1970年三版,1972年四版。第三册于196312月初版,1966年再版,1968年三版(因多印,故未四版),第四册于196511月初版,1968年再版,1971年三版。1974年物价忽然大涨,因之各册虽将售罄,均停止付印。

本人著作之所谓“版”与国内各书之“版”不同,必有修改。其不修改者只称为“刷”。例如拙著《政治学》,名为四版,其实,初版四刷,再版二刷,三版一刷,四版十五刷,共计二十二刷。未曾修正改版,而称之为再版、三版……这是各国所没有的。

我在小学时,除算术、国文外,对于中国历史极感兴趣。后来阅读《资治通鉴》,总觉得其对于社会情况,如民风、士气、经济、国防、户口之多寡、土地之分配及生产力、各种阶层之分立,以及政治制度等等,写得太少,而且未曾说明这许多要素对于政治现象有何影响。研究历史必须阐明历史发展过程之因果关系,单单记忆事实,尤其用尽脑力,去暗记小事实,不但记得之后,旋即忘记,而且一点用处也没有。这是我写本书的动机。

我写作本书当然是先搜集资料,而要搜集资料,必须脑中已有一种观念,依此观念,做成每朝历史的目录,而后依此目录,去搜集所需要之资料。否则一部《二十五史》看了又看,也必毫无结果。

搜集资料先由正史开始,这一段工作是很繁重的。例如《后汉书》,我前后看了三遍,一字一字地看下去。第一次觉得毫无资料,第二次略有所得,第三次才有收获。南北朝历史分量极多。《宋书》不错,《魏书》固然芜冗,而资料还不少。《南北史》只能作补充之用,至于《北齐书》《南齐书》等等只是族谱及升官图。没有什么好的资料,而又不能不看。正史看完,再看会要(《西汉会要》根本不必看)或会典,最后才看文集及笔记。文集固然分量甚多,但其中大部分是诗赋记铭。例如王安石乃是宋代政治上的重要人物,若把他的文集翻一下,即可知道,值得吾人参考之用的奏议及书信并不甚多。所以文集容易看,也看得很快。笔记固然有很好的文章,然每种笔记之中,合于本书需要的也很有限。至如《愧郯录》《梦溪笔谈》之类,不过五六篇可供参考。又如读者所熟知的《日知录》共有三十二卷之多,其中除八、九两卷之外,其他各卷或二三篇可用,或五六篇可用,或全卷都不可用。这不是说其余各篇没有价值,而是说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没有用处。

以上所述只就初版言之。学问本来没有止境,读书愈多,资料亦愈多,因之再版、三版、四版付印之时,无不增加字数。字数增加,又须改排。但全书改排,不是个人财力所能负担。故凡某一页字数增加在二百字以下者,只改排该页,而增加其行数。字数增加太多者,则在该页上,加一、二、三等。例如第一册二十七页,共增加八页,遂于二十七页处改为“二七一”“二七二”……“二七八”;三十四页亦增加九页,故改为“三四一”……“三四九”。倘若三版或四版时,又增加字数,如在“三四一”及“三四二”两页,则由十八行改为二十一行。

写作历史,不消说举证极其重要。但既有“全称”之例,就不必再引特称之例。万不得已而须引用特称之例,亦不可引得太多。太多,读者必感头痛,而认为资料的堆集,反将显明之事变为暧昧。现今学者喜欢引用“实录”,实录太过芜杂,它只能补充正史之不足,正史已经有了,何必引用实录。何况自史官失去独立地位之后,实录未必据实而书,其受当时政治势力之影响者未必比正史为小。名为实录,事实上所录者老早就非“实”了。

我有一种野心,意欲改写会要,改编会典,不但各种事实,即当时名臣学者之言,亦宜编入。这种工作当然不是个人能力所能做到。

本人著书,喜欢修改,修改到主观上认为满意之时,才肯罢休。修改或依自己或依读者之提议。例如读者来函,多谓第二册与其他三册比较之后,分量稍轻,余亦深有此感。故自1971年始,又开始修改全书,尤其增加第二册之分量,务使四册分量大略相等。兹应告知读者的,本书新版由第一册至第四册无不修改,其修改页数每册均在一百余页以上,各册增加资料不少,页数自亦随之增加。

本人接到读者来函不少,他们提出两种希望:一希望改用较大之字排印,纵令“售价提高,读者不会计较”;二希望“继续完成清代部分的写作”。关于第一希望,非本人财力所能负担,幸三民书局刘振强先生于1975年之春提议愿意承印是书,故自本年始,改由三民书局从新排印。第二希望大约可以实现,因为本书既由三民书局承印,则本人不拟再作修改,而当致力于第五册之写作,预定五年内出版。

本书第一册初版之序,已经提到,当物价低廉之时,著者为节省时间起见,卡片之做成,不用抄写,而用剪贴。1946年复员时,著者全家坐飞机回到东南,除本书原稿及随身衣服之外,一切均委托“中央政校”运送。而政校竟将余之行李放在木船之内,行至三峡,不知因何原因,全部沉入江底,财产损失,固不足惜,所可惜者十数年搜集之资料卡片全部毁没。

来到台湾之后,不得不购买艺文社出版之《二十五史》两部及各种文集各三部(两部剪贴,一部保留)

再行阅读一遍。我虽然没有一目十行的本领,而却能一字一字地快读下去。有人问我,《二十五史》之中,哪一史写得最好。依我管见,《汉书》最好。《汉书》列传不是依官之大小,而是依事之有无,而事又与国家治乱、典章制度、士风民气有关。李广不得封侯而有传,其从弟李蔡做过丞相而无传。刘屈氂不过平凡之人,《汉书》所以有传者,盖欲借他说明三事。一是汉制,宗室不得典三河,而屈氂乃为丞相。二是汉时郡守多先为三辅,次九卿,次御史大夫,最后才为丞相,而屈氂竟然由涿郡太守一跃而为左丞相(这又暗示武帝要恢复左右丞相之制)。三是戾太子反时,屈氂不敢发兵,武帝曰,丞相无周公之风矣,周公不诛管蔡乎?这又可以证明丞相对于紧急事变,有急速处分之责任。司马相如、扬雄两传之赋与历史虽无关系,而后人观此亦可知道当时赋之体裁。唐时举官试“判”,新旧《唐书》未载“判”之文体。明代举士用“八股”,《明史》亦不举八股之例。这种重要的文章体裁应该举出一篇,留给读史者参考。当然,《汉书》也有缺点,以桑弘羊那样重要的财政家,竟不立传,唯于《食货志》中,稍稍提到。如果没有《盐铁论》一书,吾人将无从知道桑弘羊的思想。从来学者多谓《晋书》好采诡谬碎事,其实这种诡谬碎事往往可以说明当时社会风气,而知晋祚之不长。列传与墓志铭不同,墓志铭可写个人的私事,列传所写的,必须该事与整个社会有关,或该事可以说明社会的结构、政治的状况、经济的情形,以及士风民气等等。

研究历史,尚须知道时代思想。思想不能领导历史发展,反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。春秋战国之时何以各种学说杂然并兴,这必有其时代原因。秦崇法家,西汉初年盛行道家与法家的思想。元成以后,儒家才见抬头。王莽变法,完全根据儒家学说。到了东汉,儒家又参以阴阳家的思想。魏晋之世,学者祖述老庄,然而吾人观当时人士的行动,绝不是道家的思想,而是杨朱的快乐主义。唐宋二代,如韩愈、司马光极力推崇君权,由元至明,《四书》及朱熹的地位忽然提高,其故何在?明代中期以后又发生了反动思想,如王阳明的学说,尤其李卓吾之反对道学。明末清初之黄梨洲复反对君权,这均有其历史的原因。本书对此思想均稍加叙述。且进一步,说明某一种思想所以流行于某一个时代的原因。

现今五族共和,历史学者不宜囿于成见,再用胡虏等各种名称,自行分裂。今日之汉族已与秦汉时代及秦汉以前的汉族不同,它是融化亚洲许多种族而成的中华民族。余本欲用“种族移动”以代替五胡乱华等等。因文稿已定,更改不易。但我们要知道每次种族移动之时,中华民族一方同化外来的种族,同时向南发展,而扩大中华的版图。世界上最坚强的莫如我们中华民族。天降大任于中华民族,我们起码须向北发展,完成此种使命。

本书关于制度方面,重要的固然详细说明,不重要的均舍而不谈。多谈,徒乱人意,反令读者不能认识一代政制的根本精神。但制度必与时代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,而制度之良窳对于政治之隆污又可给予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。比方禄俸,西汉的官秩是十五级乎,抑是十八级,花了许多时间去考证,著者认为空费精力。本书所注意的是将最低的禄,一与农民收入(百亩农夫,盖禄所以代耕,因此又须知道当时农业生产力)比较,二与一般工资比较,由此说明禄俸与国家治乱的关系。

社会科学与历史有密切的关系,研究历史而不了解社会科学,往往顾到部分,而忘及全体。反之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常能由全体以观察部分,再由部分以观察全体。而全体又放在时间(时代)与空间(环境)之内。一个变化了,其他亦必变化。部分可影响全体,全体又影响部分。时代可改变事物,事物又可以变更时代的精神。环境可改变事物,事物亦可以变更环境的需要。而时代与环境又会互相影响,改变彼此的性质。欧洲社会科学家对于历史均有深刻的研究,而研究历史的人对于社会科学亦有深刻的了解,吾人读各种名著,即可知之。单单知道历史,而未读过社会科学各种书籍的人,往往不识轻重,轻者说得详之又详,至于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又舍而不谈,如斯著作不过历史之杂货摊而已。

本书引文均注明出处,详载哪一书、哪一卷、哪一篇,所注皆放在引文之下。此不但减少纸张的浪费,且节省读者的时间,不必去翻数页或数十页之后,查看注释。但所注文字太长,则放在该段原文之后。此与今人著作喜将注释放在每篇或每节之后者不同。又者本书引文所以详注哪一书、哪一卷、哪一篇者,盖谋读者的便利。例如《新唐书》共有二百二十五卷,有些卷复分上中下,每卷之中有许多列传,如果只写《新唐书·杨炎传》,阅者非翻尽《新唐书》目录,必难知道其在第一百四十五卷(《旧唐书》第一百十八卷)。著作人不过多写几字,而读者得到便利不少,我不知国内学者何以吝此数字不写。至于页数不必写出,因为古书版本太多,而各人、各图书馆所藏古书之版本未必相同。

    197531日序于狂狷斋
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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