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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国的兴衰——修昔底德的政治世界
发布者:admin 发布时间:2017-12-20 14:55:59 阅读:396次 【字体:

雅典帝国兴衰启示录

    在今人眼里,以富强、民主、文明享誉希腊世界的雅典,竟然败给了贫穷、封闭甚至显得格外落后的斯巴达!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,在理智上似乎一下子难以接受,甚至匪夷所思。
    雅典帝国盛极而衰,问题究竟出在哪里?
    我们切忌陷入“事后诸葛亮”式的简单化处理,切忌将其归咎于某种单一的原因,将本来丰富且立体的历史面相平面化、肤浅化。如果那样,我们便难以从前尘往事中获得教益,得到启迪。
    而更为公允的分析和总结,要求我们将宏观架构与微观细节、历史大势与具体行动结合起来,而这恰恰是伟大的修昔底德通过这部“与天地久长”的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所要教给我们的。
    长达27年的战争,使希腊世界满目疮痍,希腊人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。对于雅典来说,即便在西西里遭遇全军覆没,依然继续与斯巴达抗衡了八年之久。从修昔底德的记述中,我们不难发现,雅典在每一个关键时刻,似乎都有翻盘的机会,然而却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,而与这些机会失之交臂。
    而这才是这部伟大的悲剧作品让后来人真正着迷并唏嘘扼腕的地方。
    1. 战时帝国财政
    战争初期,雅典的资源是相当雄厚的。就雅典战前经济状况,我曾让学生做过一项研究。经过仔细的考证和测算,他们发现,当时雅典人的生活状况相当于2000年前后中国江浙一带人们的生活水平。而根据各种资料参照,这一结论是基本可信的。
    伯里克利对雅典与斯巴达战前的财政状况做过对比,认为雅典在这一方面远在斯巴达之上。我们在这里不妨摘引两段伯里克利的原话:
至于战争以及双方所能利用的资源,我想要你们听听我的详细报告,认识到我们的势力不是较弱的一边。伯罗奔尼撒人自己耕种他们自己的土地;无论在个人方面或国家方面,他们没有金融财富;伯罗奔尼撒人没有长期跨海作战的经验,他们彼此间发生的战争,由于贫穷的缘故,都是短期的。这样的人民不能经常配备一个舰队的海员,也不能经常派遣陆军;因为这样,就会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土地,花费自己的资金,何况我们还控制着海上。战争经费的支持依靠储金的积累,而不能依靠税收的突增。并且,那些耕种自己的土地的人在战争中,对他们的金钱比对他们的生命更为担心;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生命是会安全地从危险中逃出的,但是他们的金钱在那时候是不是完全被花光了,他们完全没有把握,特别是当战争出于他们意料之外地延长的时候,而战争很可能是会延长的。
在对敌我形势做了分析对比之后,伯里克利还具体列举了战前雅典的财政储备数字,他说:
除了从别的来源所取得的收入以外,每年由各同盟国所缴纳的贡款平均达到六百他连特;在雅典卫城内,还存有六千他连特银币。……除此以外,还有各个私人或国家所捐献而未铸成货币的金银;还有在赛会游行和竞技时所用的礼神杯盏和器皿;也有来自波斯人的战利品以及其他一切一切的资源,其总数也不下于五百他连特。……别的神庙中所储存的金钱,于必要时,也可以取来用,其数目也是很可观的。到了极窘迫的时候,就是雅典娜身上的黄金片也可以利用。这个女神像上……有纯金四十他连特,那都是可以取下来的。
    随着战争陷入拉锯战,雅典的战争财政日趋拮据,而要维持庞大的战争开销,雅典不得不对同盟国家征收更多的贡款。这在客观上强化了同盟国家的不满,甚至反叛,为斯巴达离间雅典及其同盟国家提供了绝佳机会。而对雅典来说,同盟解体的风险也随之加大,公元前428年的密提林暴动就是典型案例。
    雅典战时财政是一个很值得集中深究的问题,修昔底德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细节和问题线索。雅典为什么未能像后来的罗马帝国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的美国那样,将战争经营为一项“产业资金链”,即把战争本身经营成为一项自我循环且有利可图的产业,而是从开始的“不差钱”,到战争后期财政日益吃紧?这很值得做专门研究。
    2. 内忧与外患
    内不安,则无以攘外。与其说雅典败给了敌人,还不如说她败给了自己。修昔底德指出,正是由于雅典内讧,才导致帝国事业一败涂地。
    那么,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便是雅典陷入内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。
    以克里斯提尼改革为开端,雅典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转型: 传统世家贵族的政治影响日趋式微,平民以及新入籍的外邦人逐步成为雅典政治中的主导力量。民主雅典政治生态的基本构成是,权势人物之间的勾心斗角、彼此倾轧,不明真相、盲目冲动的群众经常被卷入其中。遇到统揽全局的领导人(如伯里克利),尚能节制民众的激情。若缺乏这样的领导核心,其他政治人物在汹汹民意面前经常进退失据,无所适从(如尼西阿斯、克里昂)。在国家无外患威胁的时期尚能得过且过,而在国家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时,政局很容易失控。在雅典帝国事业正处于关键战略机遇期的当口,国家大政亟须凝聚共识并确立权威责任机制的时刻,雅典政坛却倾轧不断,政局危如累卵。
    民主雅典孕育出的精神产品如此辉煌灿烂,其历史、戏剧、哲学、建筑等在人类精神史上留下了永久的丰碑。相反,民主雅典的政治实践却又如此挫折不断、乏善可陈,甚至成为后来美利坚立国者们的“反面教材”,实在令人扼腕唏嘘。
    3. 民主与帝国
    在雅典,民主与帝国彼此为伍,民主关涉内政,帝国则涉及外交,两者依据情势之不同,时而相生,时而相克。克里斯提尼推行“民主”新政,通过抑制贵族豪强进行“国家建设”。克里斯提尼“民主化”最终完成了僭主统治在雅典长期未完成的政治任务: 即建立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强大城邦国家。民主化将个人与城邦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。希罗多德说,正是民主化促使雅典国势不断增强,雅典在波斯战争中发挥出奇迹般的战斗力;而地米斯托克利这样非名门出身的杰出将领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,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此前雅典的民主化。
    到伯里克利时代(前460—前429),雅典民主发展至最为激进的阶段: 国家内政外交方面的重大事务均由公民大会议决,主要官职由抽签产生,“十将军”采取选举制,设立陪审津贴、观剧津贴等。伯里克利对这一时期的雅典民主有如下概括:
    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,因为政权是在全体人民手中,而不是少数人手中。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,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;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,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,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。任何人,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,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。
事实却是,对雅典人来说,民主化更多的是一把“双刃剑”: 它在增强国家的凝聚力的同时,却以在政治上排挤打压传统世家贵族为代价。我们知道,对任何政治共同体来说,贵族精英集团往往是不可或缺的“稳定器”“压舱石”;他们如果免于腐朽,便是共同体教养的载体、德行的化身、民众的表率。民主政治释放出多数人强大的政治激情,这种激情如果得到有效的约制和引导,无疑会成为一个社会巨大的“正能量”,否则民主政治必然会堕落为群众意见的“秀场”、党派倾轧的舞台,最终转化为政治体内狂暴的“负能量”。
    在缺乏必要的制度性轨范的情况下,雅典只能退而求其次,更多地依托于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,借以有效地引导民主。如果说伯里克利在世时尚且能对民主激情构成有效平衡和引导,那么在他去世后,雅典政坛可谓陷入空前紊乱。种瓜得瓜,这一祸端的种子早已埋下并滋生发芽,伯里克利的去世最终使这一恶果“瓜熟蒂落”。不难发现,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被打上了过深的伯里克利的人格化烙印,而一旦民主政治丧失了这样一位杰出的领导人,其运转便显得无所适从、举止失措,雅典政局因此也陷入空前紊乱,其倾覆实在难以避免。在与斯巴达那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中,雅典非但丧失了从容调整的余裕,反而随着外患日迫,而陷入一系列重大政策性失误的怪圈,雅典帝国事业最终令人遗憾地“胎死腹中”。
    将雅典帝国事业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,最终使其成为“全希腊的主人翁”,在希腊世界树立“雅典治下的和平”,这是伯里克利一代雅典政治家的最高使命,也是他留给身后雅典政治家的政治遗产。而作为伯里克利的义子、苏格拉底的门生,亚西比德才华横溢、满腹经纶,他本可主导“后伯里克利时代”的雅典政坛,继承伯里克利的衣钵,兑现伯里克利的帝国蓝图。无奈他年纪太轻,资历尚浅,面临克里昂、尼西阿斯等政坛大佬的重重掣肘和阻挠,冲出重围谈何容易?而在出征西西里前夕,亚西比德横遭国内政敌栽赃陷害,进而叛逃至斯巴达。最终,亚西比德的这一雄心非但未成为雅典帝国事业的助力,反而被用来反噬雅典自身。
    希波战争后几代雅典人苦心经营的帝国基业,最终在西西里的沼泽地和采石场里灰飞烟灭,雅典人的帝国梦的破灭最终成为雅典人乃至希腊人的政治噩梦。
    4. 历史的“势”与“命”
    最后,修昔底德提示我们反思的是,雅典帝国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吗?历史是否有所谓必然性?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这也许是修昔底德留给我们的一个关键的精神教诲。
    用古代中国人的说法,历史有某种“势”。但它绝非不可扭转,在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力挽狂澜,扶大厦于将倾,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。
    而在古希腊人眼里,历史潜藏着某种“命运”“神意”。古希腊人认识到命运之力的强大,但这绝不意味着,人在其中只能悉听命运的安排。恰恰相反,正是命运之力的强大,方显人类理性之力的阳刚,而这正是希腊悲剧的母题。
    因此,我们与其说修昔底德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,还不如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悲剧诗人。

 
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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