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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思想·学术 >> 与日月争光可也:汤炳正论《楚辞》
 
 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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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基本信息

ISBN

978-7-108-06123-2

开本

16

CIP

I207.223

字数

185千字

用纸

70g双胶

包装

平装

定价

46.00

页数

256

类别

古代文学

出版日期   

2018.5

同类图书

《屈赋新探》(汤炳正,华龄出版社,2010

《渊研楼屈学存稿》(汤炳正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4

&编辑推荐

本书虽为屈赋研究专著,在屈学界影响深远,然而文字平易,论述由浅入深,以小见大,在方法上亦有较强的指导意义,不仅是屈赋研究者的必读之书,亦可成为《楚辞》爱好者开卷有益之作。

&内容简介

“大家学术”第一辑将目光投向蜀学,选择了七位四川地区卓有建树的学人:徐中舒、冯汉骥、刘咸炘、项楚、汤炳正、卿希泰、杨明照。他们大多著作等身,非短时间所能通览。本次的选本择出他们某一研究方向的数篇论文,加以师友介绍其成就的前言,相信能够帮助大家了解他们的学术概要。

本书涵盖广泛,涉及《楚辞》研究的多个方面,并着重处理了屈原及《楚辞》研究的诸多核心问题,在方法上也值得后来者认真学习。善于运用新出土材料应为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最突出特点。如作者对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原貌的逐步清理,及对《楚辞》成书过程的层层分析,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学说,可谓后来研究屈赋者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。

&作者简介

汤炳正(19101918),字景麟,山东荣成人。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,研读文字、声韵之学。历任国立贵阳师范学院、 国立贵州大学、四川师范大学教授。其一生所涉甚博,主要成就在古汉语和楚辞学,先后撰有《屈赋新探》《楚辞类稿》《楚辞今注》等。

&目录

001

001我与《楚辞》

007《屈原列传》理惑

029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

053“左徒”与“登徒”

063《九章》时地管见

089《楚辞》成书之探索

114释“温蠖”

128关于《九章》后四篇真伪的几个问题

142试论《天问》所反映的周楚民族的两次斗争

157从屈赋看古代神话的演化

168《招魂》“些”字的来源

184屈赋语言的旋律美

206关于楚辞学史上的一起疑案

——论《屈赋音义》的撰者问题

221从包山楚简看《离骚》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

236后记

&精彩文摘

我与《楚辞》

我与《楚辞》结缘,是比较晚的。记得少年读书时,家塾藏书,经史子集都有一些,然无《楚辞》。老师讲课,也不及《楚辞》。其时,一位远房叔叔从曾任京官的亲戚家得了一部《楚辞》,置诸案头,对我说:“这书读起来很有趣味。”但也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。现在回忆起来,其书系古刊大本,纸色暗黄,有似现在传世的芙蓉馆《章句》本。可见,当时用以教育青少年者,唐诗宋词以外,很少涉及《楚辞》。我师事太炎先生时,先生亦未尝以《楚辞》相授。

我跟《楚辞》产生不解之缘,是在抗战时期,尤其是家乡沦陷、逃亡西南的年代。也许是我的流亡生活与屈子产生了共鸣。但其时,我正专攻语言文字之学,对屈赋还无暇顾及。虽偶尔讽诵吟咏,但与学术探讨之间,还隔着一道万里长城。

我现在体会到,对任何文化遗产的研究,是历史的,也是时代的。时代的政治、时代的思潮、时代的情趣等等,无一不渗入学术研究领域。抗战时期,郭沫若、闻一多等曾掀起研屈高潮。他们都能以新的观点、方法分析屈赋,塑造屈子的伟大形象。他们的成果,曾在当时抗日的政治斗争中,有过意想不到的影响。当时我任教于贵阳师范学院,正值抗战刚刚结束,反内战的思潮高涨。学校要我为中文系开一门楚辞课。出乎我的意料,开课不久,其他各系的学生都纷纷参加旁听,挤满了教室,教室坐不下,就自带凳子,在室外露天听课。但我自己心里明白,这并不是由于我讲课有什么魔力,而是因为弥漫于青年当中的时代思潮,同伟大诗人屈子忧国忧民的情怀有某种默契。而正是这种客观形势,竟促使我由教语言学转到教屈赋,由对屈赋的讽诵吟咏进一步转向对屈赋进行钻研探索。这无疑是我在学术上的一个新的起点。为了讲课的需要,我写过《屈赋注》;为了厘清屈赋的思路,我又写过《屈赋新章句》。不过由于我是专攻语言文字学的,故研屈的开始,仍是从语言文字入手。

我在研屈过程中的第一篇论文,是探讨《招魂》“些”字的来源。在当时,用民族学、民俗学研究楚辞的文章,我还没有见过,自认为是开辟了屈学新路。那是1948年,我正任教于贵州大学中文系。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,耳濡目染,使我意识到屈赋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。我当时曾搜集记录苗族词汇几大本。我对门宿舍的杨汉先君是苗族人,曾为调查苗族民俗走遍了西南各省。杨与我素有相当的友情,一天闲谈中,提到他在云南白苗中参加过几次招魂仪式。而其招词的句尾,必收以“写写”二音。此事对我启发极大,经过反复探索,得出《招魂》“些”字本为“此此”重音的结论。这篇论文,当时曾在梁漱溟主办的重庆《勉仁文学院院刊》创刊号上发表过,可作为我研屈生涯中的一个纪念。有人认为,第一篇研屈论文已显示出作者的学术倾向,那就是重视新资料(包括出土文物)的运用和长于以语言文字为突破口。但我个人的体会是,新资料固然重要,但必须与传统的旧资料相参稽,始能显其纠谬补缺之功;以语言文字为突破口固然重要,而在破门以后,还有个“升堂入室”的问题,否则就会得其精审,失其恢宏。

但是,1949年以后,我的研屈生活并没有能按照自己的设想顺利前进,几十年来,曾经有过几次长时期的中断,并碰到不少难以超越的困扰。开始是“三反”“五反”和思想改造,接着又是批判俞平伯、批判胡适、批判胡风、肃清反革命等等,把我的“如意算盘”冲击得稀烂。整整十年的时间,研屈工作简直是空白。心情之苦闷,是不言而喻的。直到1962年“高教六十条”颁布之后,文化界才出现思想松动的局面。而我的第二篇研屈论文《〈屈原列传〉理惑》也于这时写成,并发表于中华书局主编的《文史》创刊号上。接着,1963年我又撰写了《〈楚辞〉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的探索》,发表在《江汉学报》上。这两篇东西,颇得国内外屈学同仁的赞许。通过这两篇论文的撰写,我进一步体会到,新资料的运用固然有助于新结论的获得,但对人们用惯了的旧资料,如果有了崭新的理解或独到的阐释,同样会得出创造性的结论。而且离开语言文字学的范畴,而“属辞比事”,纵横参验,于屈学研究同样大有用武之地。但尽管个人的信心十足,突如其来的时代劫难——史无前例的“文革”,仍然使你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学术使命。从此又是一个十年的空白。

在“文革”中,不仅研屈无缘,且性命难保。更不幸的是,严重的心脏病又恰恰在“文革”的末期狠狠地折磨着我。这时期,所谓的“反动学术权威”,该死的死了,该病的病了,该流放的流放了,天下渐渐太平,而我也得以请假在家养病。其时,我对那部劫余的残本《楚辞》,只能抚之以慰情,未敢展卷而畅读。这不仅是因为政治气氛压人,令人心有余悸,也因为我那时的病情,连报刊上的大标题都不能读,一读病就犯。难道这正是读书人应有的下场?难道我终于不得不与屈赋绝缘?有人说,对一门学科,思维固然是重要的,而对这门学科的深厚感情与浓烈兴趣,更是绝不可缺少的因素。然不身历其境,是很难体会出其中至理的。可以这样说,“文革”十年,我与屈赋的关系,在科研上是空白,而在感情上并不是空白。它不仅填补了我在文化沙漠中思想上的虚无空寂,而且在屈子抗拒邪恶的精神的支持下,我度过了难以忍受的时期。因此,从1976年开始,我终于带着这种感情,重理旧业,拖着久病的身躯,在研屈的道路上试步前进。

记得1976年是全国地震警报频繁的年月。这年夏,我与老伴儿潘芷云带着几本《楚辞》经由溆浦,奔向她的老家湖南武冈避震。在屈子流放之地,读屈子抒愤之篇,自觉体会特深。第二年,即1977年的春末,我回到了成都,病情似乎略有好转,立即全身心地致力于研屈。从探讨《九章》后四篇的真伪问题开始,一发而不可遏止,终于于1984年出版了《屈赋新探》与《楚辞类稿》等。其书多蒙国内外学术界的肯定,并对其学术风格有所论列。但时代的局限、学识的不足给著述带来的缺陷,我是有自知之明的。如果说贡献,只能说在我个人的治屈道路上,对屈子的身世行踪、政治思想、辞赋创作、艺术特征等方面,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而已。至于我的学术个性还是看得出来的,那就是乐于“碰硬”。我这里所谓的“硬”,有两层意思:第一,“硬”是指具体的史实性问题,而非抽象的观念性问题;第二,“硬”是指屈学史上的大是大非大难问题,而非一般性问题。我尝自笑,听说中国的武术有软功、硬功之别,如果说软功是靠辗转腾挪取胜,硬功则是靠体格的实力争强。而我自己似乎是选择了后者。然而由于自身的先天气质虚弱,这个选择,未必得当。而且,我虽然重在“硬功”,但在确凿可靠的事实面前,也从未忘却以理论性的剖析为归宿。这一点,细心的读者,自有体会。

这里还必须一提的是,“文革”结束以后,在振兴屈学的过程中,有三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首先是1982年端阳节在湖北屈原故里秭归举行的首届全国性的屈学讨论会上,我的发言针对1953年以来名为纪念屈原而实则贬损屈原的极左论调,首先发难,提出了反驳(发言稿《草宪发微》,后收入《屈赋新探》)。我觉得,这在学术界刚刚开始解冻的当时,确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壮举。当然,我的态度仍是以事实服人,并非单纯“以理服人”而已。

第二是1984年的端阳节在成都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屈原问题讨论会。我的目的是组织屈学界,对当时国内外有些人试图把屈原从中国历史上抹掉的“屈原否定论”的观点,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与评价。我在大会的前夕,曾写了《〈离骚〉绝不是刘安的作品》一文,发表在《求索》杂志上(后来收入《楚辞类稿》),有针对性地驳斥了何天行的谬论。何天行是胡适的门人。记得胡适当年曾认为在文化遗产的探讨中“宁疑古而失之,不可信古而失之”;但我今天则认为,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,“与其过而弃之,不如过而存之”。我也知道,胡适的说法,是有为而发,并非无的放矢,但在古文物大量出土的今天,已不断地证明: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,还是谨慎一点为好。

第三是我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屈原学会的会刊《楚辞研究》第2期《前言》中提出“科学研究必须创新”“求新并不是目的,求新的目的在于求真”“所谓真,是指历史的本来面貌和事物的客观规律”。这话的起因,是近些年来屈学界出现的“主观臆测,标新立异”之风。我觉得,这对纠正学风来说,是及时的、有益的。但我作为中国屈原学会的主持人,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。

在《我与楚辞》这个题目下写文章,至此应当收场了。但由于我个人的一些特殊情况,如果就此搁笔,则显然是一份不及格的答卷。这就使我不得不画蛇添足,增加几句多余的话。

我承屈学同仁的厚爱,主持中国屈原学会已十多年。但循规蹈矩,不事开拓,未能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,很感惭愧!我今年已八十有八矣,才力既绌,精力尤差,尸位素餐,于心难安,故引退之志,坚于铁石。自从三届年会以来,我一直寄希望于换届改选,举贤自代。而由于种种客观原因,始终未能如愿以偿。但是我长期以来所想象的最理想的领导班子的模样,却梦寐未曾忘怀。那就是:选贤举能,扩大阵营。理事会的规模,应比原来扩大一倍。凡楚辞研究卓有成就的代表人才,皆当入选(包括尚未办理入会手续者)。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正、副会长,不少于五人。凡屈学界有德望、有学识、有才干的头面人物,不管是前辈或新秀,不问是什么学术流派,是什么学术个性,皆可入选。此外,年老体弱的屈学耆旧,一概聘为学术顾问,不限人数。一句话,打破门户之见,面向五湖四海。在群策群力之下,屈学的振兴,就会大有希望。至于会风方面,我认为,只要不违背科学原则,要让会员们百舸争流,异彩纷呈,绝不搞清一色的“样板”。以上所论,未必有当,刍荛之言,仅供下届年会之采撷焉。

 

点击数:710  录入时间:2018-7-12 【打印此页】 【关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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